来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五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于2026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

▲ 王希季院士（宿东 摄）

18天前，王希季刚刚度过105岁生日。

两年前，他曾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党委提出两个请求：希望穿上胸前佩有五星红旗的航天工作服；希望做一张名片，上面只印“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卫星总设计师”两个身份。

这张名片，比他一生的履历短得多。

他是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技术负责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设计者、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也是我国载人航天早期论证的重要参与者。人们习惯用许多个“第一”概括他。这些“第一”分布在中国航天事业的不同起点：火箭怎样飞起来，卫星怎样送上去，又怎样完整地回来，中国的载人航天应该从哪里起步……

王希季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大理，白族人。苍山洱海的美丽和故乡的贫困，曾让青年时代的他立志回云南建设大型发电厂。后来，国家的需要将他引向火箭和卫星，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中国航天。

1999年，王希季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面对接踵而至的采访，他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宣传，但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对于青少年、对于国家是非常宝贵的。”

从未想到的事业，割舍不断的一生

1958年11月，在交通大学任教的王希季接到通知，去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

那时，他即将晋升教授，学校还计划派他赴民主德国讲学两年。新单位做什么、自己过去干什么，他都不知道。一个月前，王希季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上海淮海中路的淮中大楼，才知道等待他的工作是研制运载火箭、发射人造卫星。

那一年，他37岁。

这不是王希季第一次在人生的岔路口改变方向。

1949年，正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求学的他，从《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两张来自中国的照片：一张是解放军为了不打扰百姓，露宿在上海街头，另一张记录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场景。

王希季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中长大，见过太多兵匪不分、山河破碎的惨状。看到这样一支军队和这样一个新生的国家，他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他原本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赴美学习动力及燃料专业，就是为了掌握建设大型发电厂的本领，回到云南，改变家乡缺少电力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后，他不愿再等：既然已经具备建设大型发电厂的学识和能力，就应该尽快回国。

1950年3月，王希季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几十名中国留学生聚在甲板上，谈论回国以后要做的事。同船的华罗庚在航程即将结束时写下《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留之乡，归去来兮！”

▲ 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归国的王希季

邮轮抵达香港后，他们又乘坐英国“太古号”货轮北上，最终在天津踏上祖国的土地。

回国后，王希季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交通大学任教。虽然建设大发电厂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把从国外学到的知识带进课堂，讲授动力工程，编写教材，培养学生。八年间，他已从一名归国留学生成长为大学副教授，原本可以沿着熟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1958年那份通知，再次改变了他的方向。回国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一次，新的任务由组织交到他的手中——搞火箭、干航天。面对一项完全陌生的事业，他又一次从头开始。

1960年，他正式调入上海机电设计院（后迁至北京，更名为七机部八院，现五院508所），由此开启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航天事业。“加入航天队伍，从事航天事业，是我从未想到过的。”多年以后，王希季回忆，“但航天却成就了我，让我取得了一定成绩，使得航天成为我一辈子割舍不断的情缘。”

▲ 王希季工作照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离开中国航天。最初研制运载火箭，后来转入航天器总体；从返回式卫星到载人航天，从一项项具体型号到中国空间技术的长远发展，他不断走向新的领域。个人原本的专业、已经熟悉的工作，都随着国家任务而改变。未曾想到的航天，就这样成为他一生未曾割舍的事业。

先把一枚火箭真正飞起来

王希季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研制发射卫星所需的运载火箭。

目标在太空，脚下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发射卫星需要火箭、发射场、地面测控网等系统相互配合，当时的工业和技术基础却十分薄弱。设计院里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只有二十多岁，许多人刚刚走出校门，从未见过真正的火箭和卫星。

最初，研制人员把目标定得很高。计划用来发射卫星的T-3火箭，采用当时国内尚处在实验室研究阶段的液氟推进剂，工厂无法生产供应，研制止步于图纸。此后设计的T-5火箭已经完成制造和总装，却因缺少低温推进剂试车台以及液氧储存、加注设施，发动机无法试车，最终成了一件展品。

两次受挫后，王希季把发射卫星所需的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网和配套设施一项项列出来，重新衡量当时真正具备的条件。他逐渐意识到，火箭画得出来、造得出来，还要能够试验和发射。脱离工业基础，单凭热情把目标定得再高，也无法真正飞起来。

王希季和时任上海机电设计院副院长的杨南生向组织提出，从国情出发，由小到大，先以技术难度较低的无控制探空火箭为突破口，在实际工程中学习本领、掌握技术、培养队伍。

于是，在正式研制T-7探空火箭之前，他们决定先做一枚缩比的模型火箭T-7M。它的设计飞行高度只有8至10公里，却包含液体燃料发动机、空中点火、头体分离、降落伞回收等完整环节。对于一支没有火箭工程经验的队伍而言，这枚小火箭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也不少。

这才有了后来那些近乎不可思议的办法：停用的厕所被改成测试室，废弃碉堡被改成发动机试车台；发射场选在上海南汇的一片荒滩上，指挥所是田埂旁的草棚，通信靠喊话和手势；小台钟被改成头体分离定时装置，自行车打气筒用来给贮箱加压。

1960年2月19日16时47分，T-7M沿着20米高的导轨升空，飞到4至5公里高度。已经喊哑了嗓子的王希季和杨南生跑出指挥所，与年轻人一起欢呼起来。多年以后，王希季仍把这次成功看作自己航天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成功”。

▲T-7M探空火箭发射和回收成功后，王希季（第二排左八）与钱学森（第二排左九）等在火箭发射架前合影

1960年5月2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上参观T-7M探空火箭。听到火箭能飞“八公里”的回答，他说：“八公里，那也了不起呀！”又勉励科研人员：“应该是八公里、二十公里、二百公里地搞上去！”

▲ 毛泽东主席视察T-7M火箭模型

不到四个月后，T-7把飞行高度提高到60公里，随后研制的T-7A又飞到100公里以上。它们探测高空气象和电离层，试验卫星仪器，验证“长征一号”末级发动机高空点火，也载着大白鼠、小白鼠和小狗“小豹”“珊珊”进入高空，再借助降落伞安全返回。

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重新启动后，王希季把已有的导弹技术与探空火箭积累结合起来，提出“长征一号”总体方案：以中程液体推进剂导弹构成第一、二级，再研制一台固体火箭发动机作为第三级，兼顾运载能力、研制经费和任务进度。

当时，要想在高空可靠点燃固体火箭发动机，仍是一道难题。王希季再次借助探空火箭，主持研制T-7A（Y5）高空试验火箭，以较小代价完成了高空点火验证，为“长征一号”末级可靠工作提供了依据。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第二天，卫星飞经北京上空。为了让地面上的人能够看到它，研制人员在末级火箭上加装了可以反射太阳光的观测裙。王希季凝视着那个快速掠过夜空的亮点，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技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

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时，王希季已经转入航天器总体领域。新的任务是让卫星既要“上得去”，更得“回得来”。他主持制定的返回式卫星总体方案，充分利用当时的运载能力和工业基础，并为后续型号留下发展余地。这个方案后来沿用了数十年，成为我国返回式卫星系列发展的基础。仅回收系统，团队就进行了58次空投试验。

▲ 王希季在某返回式卫星测试现场

1975年11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入轨三天后按程序返回，预定回收区域却迟迟找不到返回舱。王希季在北京一遍遍计算可能的落点，随时把数据传给测控中心。傍晚，贵州方向传来消息：关岭一座铁索桥旁的树林里发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那正是人们寻找的返回舱，舱内的遥感资料保存完好。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掌握返回技术，靠的是一次次不肯放过问题的验证。王希季对别人严格，对自己更严格。一次返回式卫星回收后，对地摄影胶片冲洗出来一片模糊。有人怀疑照相机罩没有正常打开，提出追究安装人员的责任。王希季不同意：“我是总设计师，一切工作都是我同意做的，出了问题责任在我，请不要责怪下面的同志！”

他随即组织人员逐项分析、验证，最终查明，问题来自大系统临时增加的一项试验，污染了照相窗口玻璃。面对要求，他拒绝写下违背事实的检查：“出问题的原因不在我，我不应该写检查，应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后来，有关方面采纳了他的建议，不再允许在发射任务中临时附加可能损害卫星的试验，此类故障再未发生。

▲ 王希季向一次重要会议提意见的部分手稿。他认为：“不把问题讲清、遮遮掩掩，不是搞工程设计的态度。”

他愿意听取不同意见，讨论方案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充分论证、作出决定后，又要求所有人严格执行。一份干部考核表曾评价他“有时比较固执，别人感到不好商量工作”。

王希季并不认同。他甚至在“对组织评价的意见”一栏里直言不讳地写道：总评价高于本人评价，谢谢，但对其中比较固执的提法认为不一定妥当，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并不是固执，因为所坚持的也可能是对的。

20世纪80年代，国内论证载人航天发展路线，许多方案倾向于追赶国际潮流，发展航天飞机。王希季是少数坚持从载人飞船起步的专家之一。他研究美国航天飞机的成本和使用情况，撰写《重复使用的并不都是经济的》，指出只有达到足够的使用次数，重复使用才能显示出经济性。以当时中国的技术和财力，贸然上马航天飞机，可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在他看来，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来得不容易，一个铜板都不应该白白浪费。这些论证，为我国后来确定从载人飞船起步、以空间站为目标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

王希季的“较真”，落到最后，总是国家利益。他常说：“搞航天只能服从科学规律和客观事实。设计走弯路和研制失败，损失的都是国家利益。而国家是什么？是千千万万老百姓。”

愿做太空铺路石，此生无憾

荣誉没有让王希季停下来。

在人民大会堂领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78岁的他红了眼圈：“祖国没有忘记我。”此后，他又工作了很多年：80岁时担任“双星计划”工程系统总设计师，90岁仍为空间太阳能电站奔走呼吁，95岁还在研究五院“互联网+航天行动”课题。

▲1999年9月18日，江泽民总书记为王希季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与其握手

神舟五号飞行成功后，他继续参与我国载人航天后续发展的技术把关。中国航天员第一次出舱活动，他主张使用我国自主研制的舱外航天服；在交会对接方案讨论中，他建议研制专门的目标飞行器；对空间站建设，他提出核心舱方案应与空间实验室统筹考虑。这些建议后来都相继得到采纳。

▲ 王希季与航天员们在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前合影

王希季认为，老一辈航天人“有责任把以后的道路搞清楚”。他参与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工程实施方案的论证和编制，持续推动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关注空间太阳能电站，也较早提出“空间资源”“空间基础设施”“天疆”等概念。他思考的始终是中国航天接下来往哪里走，以及航天技术怎样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

他还把几十年的经验写进《工程设计学》《卫星设计学》《空间技术》等著作。年轻人提出再基础的问题，他也愿意从头讲起；审阅书稿时，从技术内容、文字表述到标点符号，他都逐一推敲。他想把一个总设计师在工程实践中摸索出的规律讲清楚，让后来的设计师少走一些弯路。

202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50周年前夕，王希季与孙家栋等11位参与任务的老科学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顾中国航天走过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作为“东方红一号”任务的参与者，你们青春年华投身祖国航天事业，耄耋之年仍心系祖国航天未来，让我深受感动。

2024年年初，王希季还授权将自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证书放在五院展示中心展出。这些属于个人的最高荣誉，被他留在工作了一生的地方。

▲ 王希季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及证书入驻五院展示中心

王希季曾以“愿做太空铺路石”明志。他很少把目光停留在已经完成的事业上，总在思考下一步，也总想让后来的人走得更稳一些。

“我愿为发展中国的空间事业、为培养一批优秀的航天器设计师而奉献一生。”这是王希季早年写下的愿望。此后数十年，他仍在为下一项任务、下一代设计师操心。

如今，铺路的人离开了。中国航天仍沿着他参与开辟的道路，向更高、更远处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