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439—581），是中国历史上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北朝的百余年间，“丝绸之路”迎来一个继汉代之后新的繁荣期。隋唐盛世继之，以奢侈品和中继贸易为主要特征的东西方经贸文化交流到达了有史以来的新巅峰。至北宋年间（1002），灵州被西夏党项所攻陷，繁华中古六百年的“丝路”顷刻衰落。
（一）
“丝绸之路”为世人熟知，几乎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在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V.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150年来，世界上众多的学者以此为课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研究的结果并没有使人们的认识日趋统一，相反，“丝路”概念不断外延使其扩大为古代欧亚大陆交通贸易路线。
众所周知，东西文化交流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公元前5世纪，通过东西方奢侈品贸易，丝绸已经传到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西亚的一些动物纹样也随着游牧民族流入中国北方。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记录了周穆王向西旅行的故事。一些学者认为，其实是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商团西行贸易的情景。从其中一些地名判断，最后抵达的是中亚的吉尔吉斯。
“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是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长安是这条道路的起点，沿泾河、渭河寻西而去，经原州，穿河西走廊是一条道路。对此，居延甲渠侯官汉简上有详细的记载。虽然这枚汉简上的文字有缺失，但所描述的驿道线路是清晰可辨的，这是一条关于国道最重要的材料。
永嘉之乱（311）以后，中国北方许多地方小国都谋求向西发展，河西诸国显然有地利之便。鲜卑拓跋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中心，沿鄂尔多斯南缘路缓慢地向高平一带推进。匈奴刘卫辰部为北魏所破，刘卫辰死后，其子赫连勃勃退守高平，依附没奕于，后召其部众围猎高平川（今宁夏固原清水河一带）袭杀没奕于，建立大夏国，曾议定都高平。
始光四年（427），北魏乘夏王赫连勃勃新亡，攻破统万城，赫连定收其余众奔平凉（今宁夏彭阳）。神䴥三年（430），魏太武帝拓跋焘亲征平凉，平凉军民举城投降。北魏迁都洛阳以后，首都平城与高平之间的联系，有赖于这条鄂尔多斯南缘路。以后的十余年，北魏窥视河西，设立高平、薄骨律二军镇拱卫道路畅通，接着消灭北凉，攻占姑藏城（今甘肃武威）。
一统北方的北魏先后六次派使者出使中亚，并与中亚、西亚的三十六国取得联系，商团结队而至，由此“丝绸之路”出现了一个继汉代之后新的繁荣期。
（二）
十六国（304—439）以后，东西方奢侈品贸易逐渐加大，中亚、西亚的金银器作为这种贸易活动的主要代表，连续不断地出现在汉文史籍的记录之中。
中国人知道“胡瓶”有确切记载的年代大约是在西晋时期（265—318）。《太平御览》引《前凉录》曰：“张轨时，西胡至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七十二也有类似的记载。
北周李贤墓出土鎏金银瓶
张轨统治河西地区大约从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开始，他所管辖的地区正是“丝绸之路”通往内地的咽喉要地，西方商团要想同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必须经过张轨统辖的地区。“西胡”大约是中亚粟特人将“金胡瓶”作为礼品贡献给张轨，以求能够安全地经过这一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西胡”献给张轨金胡瓶时，明确地告诉张轨这两枚金胡瓶的产地是在“拂菻”。有关东罗马帝国开始年代，学术界争议很多，但更多的史书则以东西罗马的分治为东罗马的开端。换言之，在张轨接受“拂菻”“金胡瓶”时，罗马帝国尚未分裂为东西罗马。“拂菻”应指罗马帝国。当然，前提应该是《前凉录》的这条史料是可靠的。总之，罗马帝国“金胡瓶”在公元4世纪初便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在相互战争中，西域珍品宝物一再成为掠夺对象。魏始光四年（427）六月，北魏大军攻陷大夏都城统万城，获得府库珍宝器物不可胜数，后又在讨伐北凉的战争中得到许多西域物品。征服龟兹等国时大量的西域珍玩流入内地。西域小国也不断向中原王朝进贡，《太平御览》引《西域记》曰：“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
封疆大吏也经常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来搜刮包括“胡瓶”在内的西域珍奇。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河间王元琛为秦州刺史（今甘肃天水）时，曾“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甕百余口……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元琛所拥有的中亚、西亚金瓶、银甕竟达百余口之多。沿着这一线索，我们可以设想北周时期大将军李贤所拥有鎏金银瓶等诸多西域物品的来源。李贤曾长期控制敦煌一线“丝绸之路”要塞的大权，他本人亦不难通过商人获得今银瓶这样珍贵的萨珊系统金银器。
隋唐时期，金银胡瓶作为一种珍贵的物品，依旧是朝廷赏赐各类有功人员的不二之选。隋开皇年间，因大臣杨素有功，《隋书-杨素传》记载：“拜素子玄獎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加银瓶，以实金钱。”后又多次受赠金银器和珍宝等。“上赐王公以下射，素箭为第一，上手以外国所献金精盘，价值钜万，以赐之。”
初唐大将秦叔宝追随李渊征战多年，据《旧唐书-秦叔宝传》载：“破尉迟敬德，功居最多。高祖遣使赐以金瓶。”
《旧唐书-李大亮传》记载，李大亮出任凉州（今甘肃武威）都督时，治地有方，政绩突出，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书褒扬。诏书最后写道：“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
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漆胡瓶（约公元750年）
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唐玄宗赐安禄山“莊宅各一所，杂綵绫罗、金银器物及声音口等”。其中金银器有“金鞿花大银胡瓶四、大银魁二併篕、金花大银盘四”。“考课之日，上考，禄山又自献金银器物、婢及驼马等。金窖细胡瓶二……”在外交活动中“胡瓶”则是向对方赠送时最好的礼品。
《旧唐书-吐番传》上载，开元十七年（729）吐蕃国赞普向李唐王朝请和的上表中称：“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椀一、马腦（玛瑙）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鹅盘盏杂器物等。十八年十月，名悉獵等至京师，上御宣政殿……乃是上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缯綵、银盘、胡瓶，仍于别馆供擬甚厚。”
（三）
北魏至唐朝，东罗马先后与中国至少有过十次往来，其中北魏时期三次，唐朝时有七次。北魏的三次遣使中有两次是和厭哒、粟特国使一并出现，结伴同行可能是一种重要的选择。唐代的七次中，第一次是用教皇的名义，一次是用大德僧为使。大德是景教教职，景教士俱简称僧，大德为主教之职。另外，亦有人说吐火罗大首领和景教教徒有关系。
东罗马与中国都有官方了解的渴望，“隋炀帝常将通拂菻，竟不能致”，是一种一般形态，虽然在中国的《西域图记》中已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山川险要已经掌握清楚，但民间往来或远比官方正式交往要来得活跃，利益的驱使同样是促使往来的主要动机。
公元6世纪中后期，实际操纵中亚“丝绸之路”的不是别人，正是活动于中亚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索格底亚那的粟特人，中国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主要为康国、米国、何国、史国、曹国、石国、安国、火寻、戊地等九国。九国均为康居之后，其祖先温王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为匈奴所破，西逾葱岭至两河流域，子孙繁衍，分王九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量出土的唐三彩骆驼上骑的胡人就是粟特人。粟特人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自北朝初以来，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他们来往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操纵着国际商贸活动，对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亚奢侈品贸易，曾经给东方带来了动荡不安。波斯人很早就活跃在这条东西国际商道上，垄断着这条道路上的贸易权，并公元6世纪中萨珊王朝对拜占庭帝国成功实行封锁禁运。拜占庭出于对东方丝绸的需要，迫使它急于要打破波斯人对中国贸易的封锁。东罗马与波斯萨珊之间屡有战争发生，最后以东罗马战败告终。直到查士丁尼二世（565—578）时，东罗马才与东方的突厥取得联系，但对整个贸易控制权影响不大。
正是粟特人充分发挥地利之便，成功地利用突厥人与波斯人的矛盾，掌握了对中国贸易的主动权。由于贸易的需要，公元5世纪初，粟特地区开始仿造银币，主要是模仿制造萨珊王朝巴赫兰拉姆五世银币，以后也仿造了大量中国方孔圆钱，上面有粟特铭文，一些学者称之为突骑斯圆钱。这种钱在我国西部地区皆有发现。与此同时，粟特人还可能仿造东罗马金币。
渴望着同东罗马人进行贸易往来，很可能是刺激上述仿制的直接原因。根据一些国外学者的推断，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地点，公元7世纪以后主要是在阿拉伯地区，而在此之前的仿制地点，大约在东方中亚的某一地区。流传于世界各地的这种金币，从那里通过漫长的“丝绸之路”运往各地，当然也流行于中国。现代考古人员在固原、洛阳“昭武九姓”人后裔的墓中发现东罗马金币仿制品，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四）
公元9世纪以后，随着伊斯兰帝国的崛起，尤其是四大汗国兴起后，原产地贸易由于信仰的关系变得非常困难，一些产品只得从产地贩运至中间环节，再由此向彼地运输。学术界在总结五代、宋河西地区这种接力式的贸易形态时有一个非常恰当的概括，即所谓“中继贸易”。
晚唐时期，灵州（今宁夏吴忠和灵武一带）的北方国际贸易重镇的地位业已确定。在东西“中继贸易”环节，灵州曾经一度起着主导作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灵州节度使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要保护贡使的安全，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据《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国列传》载，长兴三年（932）正月，“枢密使范延光言：‘自灵州至邠州方渠镇，使臣及外国入贡者多为党项所掠，请发兵击之。’乙丑，遣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前朔方节度使康福将步骑七千讨党项。”
最主要的便是对付党项人。《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党项”条，载“其在灵、庆之间者，数犯边为盗。自河西回鹘朝贡中国，道其部落，辄邀劫之，执其使者，卖之佗族，以易牛马。明宗遣灵武康福、邠州药彦稠等出兵讨之。”
从五代始至灵州被党项攻陷的近百年中，中原与河西、西域诸政权有着十分频繁的往来，其中以回鹘人的交往最多，并且贡品的种类明显多于其他地方，据有关统计可知有良马、犛（mao）牛、绿野马皮、羚羊角、狮子、黑貂鼠皮、玉团、玉带、琥珀、胡桐泪、安西丝、丹盐、香药等五十余种。这些物品大多为西域地区的珍稀奢侈品，其中的大多数物品经过中外学者的详尽考证。玉团及玉制品在其中占居大宗，从几十团至上百团不等，多是于阗国玉。
五代后晋使臣高居诲于938年出使西域时所撰行记就有关于阗国采玉的详情：“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仑，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为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其源虽一，而其玉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则玉随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谓之捞玉。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故其国中器用服饰，往往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可见，中国悠久的玉文化发源地来自西域。
此外，批量商品有马匹、玉制品、纺织品、药物，金属马具武器等。有许多货物是转手贸易的物品。回鹘以外的贡使所售较为简单，数量也较少，其政治目的当在首位。回鹘贡使往来频繁，携带物品种类繁杂，数量庞大，谋利色彩甚浓，况且贡使下还带有商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唐末以后回鹘人已经完全取代隋唐间操纵“丝绸之路”贸易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成为控制国际商贸活动的一股新兴势力。
回鹘人的商贸活动并不是抵达京师以后方才进行，灵州这个国际商贸城是回鹘人贸易的重要中间环节。五代，甚至北宋一代对马匹的需求，往往有赖于边贸，五代宋初灵州便是主要的马贸易基地。回鹘、党项和吐蕃是主要来源。然而，在交易中经常出现的不平等使卖主乐不可支，形成来往频繁的虚假繁荣局面。灵州节度使等藩镇首领也从中谋利甚丰。
由于边贸马市贸易日趋扩大，以至于朝廷向灵州运输铜钱成为一种负担。为防止戎人得铜钱后销铸为器，太平兴国八年（983）盐铁使王明上言：“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渍无邮传，冬夏少水，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得铜钱，悉销铸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之。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马”，以替代铜钱市马之弊端。
（五）
太平兴国七年（982），党项李继迁因兄李继棒归宋，献出五州，而举旗反叛。从淳化五年（993）起围攻灵州，以后十年间灵州遭受其不断攻击。由于守备上的困难，围绕着灵州守舍朝廷内部双方展开了辩论。今天，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双方意见的是非，但确保灵州的安全需有回天之力。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率党项诸部攻陷灵州。
对于西夏国在“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中的地位问题，早有议论，然而给予西夏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准确定位实际上是非常困难。已有的研究显然是夸大了西夏国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作用，造成误解多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西夏占据从河套平原至河西走廊广大的“丝路”咽喉要道，掌握其控制权。
我们应当关注到，西夏是党项人在西北地区建立的以宋为对抗目标的割据政权，目的极为明确。首先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不是以攫取商贸利益为终极目的，这一点在建国前后表现得尤为明确。灵州虽是一国际商贸中心，随着西夏强盛，李元昊不觉得其地是理想的政治首都。他正式建国大夏便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建都。西夏从国际商贸通道中获利颇丰，但无意中的利用与有意培植、保护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只能使商贸活动萎缩。
西夏虽不是“丝绸之路”的终结地，但是它的强盛无疑对宋与西域的联系有阻碍作用，于是就出现“元昊第见朝廷，比年与西域诸戎不通朝贡”（《宋史》卷二百九十一《吴育传》）的现象。
西夏对过境贸易采取了重税制，对逃税者课以重罪，同时对于国内物资实行禁运制，其范围几乎涵盖了之前“丝路”贸易的所有货物，对包括西域过境商人在内的违反禁运物资进行贸易者有严格制裁的规定。
西夏虽也有贸易方面的要求，但完全是无奈情况下的被动行为。正如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所说的那样：“夏国所产，羊、马、毡、毯，用之不尽，必以其余与他国交易，而三面戎狄，鬻之不受，故中国和市不能不通。”所以有时要武力威胁和市。
宋朝对于经过西夏境内使节和商人过境贸易也采取了限制措施。《宋史-外国传》“大食”条载：“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抄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
仁宗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大食国北来皆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道沙州入京，经历夏州境内，方至渭州。伏虑自今大食止于此路入，望申旧制，不得于西蕃出入。从之。”（《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九十一）
所谓旧制大约是在灵州陷落以后制定，北宋晚中期即使对距离很近的回鹘人，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宋史-外国传》）
这主要是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严禁经夏国境抵宋的政策实行以后，实际上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宋与西亚国家的交往几乎完全依赖于海路，长达二百五十年之久以灵州为中心大规模的西北国际商贸活动，随之也宣告终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