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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在布城举行全国代表会议。2106张有效选票中，1857票支持党领袖继续留在联邦政府，占88.2%；242票主张退出。这场一度被视为可能牵动安华政府稳定的表决，最终以压倒性结果收场。
行动党选择留下，有很强的现实考量。该党目前拥有40名国会议员，是希盟议席最多的成员党，并掌握交通、数码、地方政府等重要部门。退出内阁会直接削弱政策影响力，过去三年多共同执政的政治责任也不会随之消失。大会前受访的基层代表普遍提到几个理由，包括维持政局稳定、留在体制内继续推动改革，以及担心国盟进一步壮大后，行动党未来要重新进入政府将更加困难。
党内对政府表现的怨气同样清楚。14名州级代表虽然全部主张留任，砂拉越代表要求政府交出更明确的改革成绩单；被称为「日落洞之虎」、著名律的卡巴星之女、行动党联邦直辖区代表珊吉柯（Sangeet Kaur Deo）则直言，行动党在太多议题上因为不愿「摇船」而保持沉默，未来18个月必须重新建立选民信任。陆兆福也承认，身为执政党就必须共同承担不受欢迎的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抗议票。
另一个数字也引起讨论。4264名合格代表中只有2223人出席，出席率约52%。有评论员将低出席率解读为部分基层的「无声抗议」，反映出88.2%的留任共识之下，党内对施政和改革进度仍有相当焦虑。
这次表决也收窄了行动党的政治退路。既然选择继续执政，今后面对改革迟缓或争议政策，行动党很难再以联盟妥协向支持者解释。陆兆福接下来必须证明，继续留在政府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否则「留守」就会成为下一届大选追究责任的依据。
华人选票降温，「我懒得投票党」成竞争关键
近来行动党接连在州选受挫，外界很容易将之理解为华人重新回️流马华。但柔佛州选的数据呈现出更细致的变化。
与2022年全国大选相比，2026年柔佛州选的华裔投票率由约69%降至61%。相关研究估算，希盟流失的华裔支持中，约三分之二源于投票率下降，跨阵营转投国阵的影响相对有限。行动党的华人基本盘尚未明显崩解，但政治动员的热度已经下降，愈来愈多人干脆就不投了。
这批选民可以暂且称为「我懒得投票党」（Parti Aku Malas Undi，PAMU）。他们未必认同马华，对伊斯兰党主导的政治路线也有顾虑，却不再像2018年前后一样，投票带有很强的「换政府」目的，或把投票给行动党视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使命。
世代更替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变化。年轻一代对国阵长期执政缺少上一代的政治记忆，更直接以收入、物价和生活感受评价政府。随着近年生活成本上升，社会上甚至重新出现对「纳吉时代」的怀旧，昔日被选民赶下台的国阵，如今在部分人的记忆中反而成了「日子比较好过」的年代。行动党过去依靠「改朝换代」形成的政治号召力，也因此越来越受到现实施政的检验。
马华也开始争取这部分松动的华人选票。柔佛州选中，年轻、专业候选人与翁哈菲兹州政府的施政成绩，都被用来重新争取华社认同。全国性的华人选票是否会有回流可能还谈不上，但至少说明，过去长期高度集中于行动党的华人选票，已经重新出现竞争空间。
森美兰真纳选区的结果更具象征性。该区马来选民约占48%，华裔约43%。选后分析估算，陆兆福仍取得约八成华裔支持，马来裔支持也由2022年的约一成多升至两成左右，但最终仍以688票落败。这说明在族群比例接近的混合选区，即使行动党守住大部分华票，只要马来票高度集中于对手，少几个百分点就可能失去议席。
马来票重新整合，希盟面对112席考验
对行动党和希盟而言，下届大选更大的变数来自马来选票的重新合流。
希盟过去的胜选条件都与马来票分裂密切相关。2018年有土团党分走巫统票源；2022年则是国阵与国盟彼此竞争。近期柔佛和森美兰州选的变化显示，这种分裂可能开始收窄。尽管伊党与巫统重新靠近并非单纯的州选权宜安排，背后还有伊党与土团党关系变化，以及伊党重新取得中央执政资源的考量。但这种趋势若延续到下届全国大选，将直接改变希盟过去赖以胜选的选举算术。
这里也要看到行动党自己的局限。陆兆福曾形容行动党长期是马来政治中的「政治沙包」，反对阵营多年累积下来的「反马来、反伊斯兰」政治标签，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更应反思的是，部分行动党领袖仍习惯以强硬的政治话语动员华社，但同样的话语进入马来舆论场后，却容易被解读为傲慢和挑衅，并被对手进一步放大，既强化行动党作为「马来社会假想敌」的形象，也不断累积其「威胁马来人利益」的政治证据。
类似问题也出现在政策推动上，一些本有治理理由的政策，一旦涉及土地、城市发展或族群敏感议题，由行动党领袖站到前台主推，往往更容易被政治化为族群威胁。对行动党而言，如何把政策说进马来社会、回应其真实顾虑，已经成为突破马来选票的重要一关。
这种长期无法有效扩大马来支持的困境，也逐渐固化了行动党的选区结构。它在华人和城市优势区仍有较强基本盘，真正决定希盟能否继续执政的，却是公正党和诚信党能否守住大量族群比例接近的混合选区。部分选情推演认为，即使国阵与国盟进一步合作，行动党仍有能力守住二三十个城市和华人优势国席；公正党和诚信党却大幅萎缩。届时行动党自己可能赢得更多，希盟作为跨族群执政联盟反而更弱，也会进一步坐实对手所宣传的「希盟由行动党主导」印象。
这也是行动党真正的结构性风险。马来西亚过去已有政党从多元路线逐步收缩为特定族群政党的经验。如果华人支持愈来愈集中、马来支持始终无法突破，族群与政党之间的对应关系仍可能进一步固化。行动党在安全区赢得再多，也无法弥补盟友在混合选区的失守。
行动党过去最擅长的是告诉选民为什么要换政府，如今则必须回答执政以后究竟带来了多少改变。这次选择留守，暂时稳住了执政位置，也把下一届大选的压力提前背在身上。华人选票依然是行动党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但这份支持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理所当然。与此同时，混合选区的胜负还取决于它能否降低马来社会对行动党的疑虑。接下来一年多，行动党既要让华社看到留下来的实际成果，也要避免自己愈强、希盟愈弱的局面。留在政府只是当下，能否守住华票，同时扩大希盟的跨族群生存空间，才真正决定它下一步还能走多远。
文：杨钪森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人，为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与南亚东南亚学院马来语专业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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