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7月5日上午，何斯路村村民们在祠堂里学习演奏非洲鼓。（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摄）

　　乡村跟城市的区别，就是乡村需要小制作。乡村的资本，一般不会形成暴利性大产业，盲目规模化就是杀死我们最锋利的那把刀。

　　村庄需要去梳理自己的“家底”。村里有多少人是在体制内工作，有多少人在做企业，有多少孩子在“双一流”高校读书……这些都是村庄的“家底”。

　　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考虑，年轻人回村的确利大于弊。但从个人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让年轻人回农村，对年轻人而言，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

　　怎么增加村集体收入？如何让村里的农产品有更好的销路？怎么把地方的文化遗产更好地推广出去？

　　2026年8月3日下午，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委党校一间阶梯教室里，村干部们抛出了一个接一个问题。铜山区的村“两委”在2026年年初换届，参加这次培训的干部，大多是治理村庄的新手。

　　坐在讲台上回答问题的，也是一位村干部。不同的是，他已经有18年经验，是来自浙江省的何允辉。

　　2008年，在外地做生意的何允辉回到家乡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通过竞选当上了村委会主任。2011年，他当选村党总支书记。2025年年末，何允辉退居“二线”，改任村党总支副书记。

　　在以“世界小商品之都”闻名的义乌，离城区有半个多小时车程的何斯路村没赶上全球贸易带来的红利。2008年时，它被列为义乌市贫困村之一，人均年收入4584元。如今的何斯路村，有了幼儿园、无人机飞手培训基地、山地越野公园，也有面包店、小餐馆，入驻的小微企业有七十多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做了数十年乡村调研，何允辉是他为数不多的一直保持联系的一位。在刘守英看来，何允辉的“非典型性”在于，他不仅能说清楚自己村里的事，还辗转各种讲座、培训现场，开自媒体公众号，以自己的村子作为案例讲述如何治理村庄。

　　过去一个多月，何允辉就在浙江、河南、安徽、山西等多个省份的区县为乡镇干部、村干部培训。

　　2026年4月，这位何斯路村原党总支书记出版了《乡践与乡见》一书。书籍扉页上介绍，他曾给全国5万多名科级干部讲课，还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大学等高校就乡村振兴主题授课。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与何允辉的对话。

　　1

　　“选一些反对我的人加入村‘两委’班子”

　　南方周末：2008年，你在浙江湖州织里镇童装城的物流生意正做得火热，为什么那时候决定回村竞选村委会主任？

　　何允辉：理由也很简单，那几年义乌每年都在跳跃式发展，但我每年回家，到了离城区几十公里外的何斯路村，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村里的路还没有通汽车，村民几乎不用液化气，还是烧不要钱的柴火，打开水龙头，自来水里混杂着泥沙。年轻人出去打工，都不再回来。

　　当时老支书托人带了句话，他觉得我有能力改变何斯路村，问我愿不愿意。我内心当然很愿意，我是看金庸小说成长起来的，想当侠客。那时候我四十岁出头，有了些资本，放在二、三线城市也算实现了财务自由。而且我也有自信，觉得企业干得不错，回去当村干部不也是轻轻松松？

　　回村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太单纯，管理一个村庄真是太不容易了。

　　南方周末：竞选村委会主任，对手是上一届主任，怎么说服村民选你？

　　何允辉：上一届村委会主任的“铁票”就有275张，我们村是只要得到374张选票就可以成功过关，就是说他拉到99张选票，就竞选成功。在那样的环境下，我给每户人家送了份承诺书，告诉村民，只要选我当村委会主任，老百姓可以住进新房子，大家都有养老金，村内的道路可以开小汽车，村里人可以过上好日子。我也承诺，如果我完不成目标，我就下台。后来，我拿到了50.2%的选票。

　　刚开始，大家对我也不怎么信任。开会时，我讲话的声音还没有下面讲话的声音大。后来，还是因为我有了具体行动，自己拿钱出来，给村里供水的水库清淤，让老百姓能喝到干净的水，后来又带领大家种了薰衣草，村里的发展慢慢有了起色。他们发现我能让村庄发生变化，才会对我有信心。

　　南方周末：怎么样让村里赚到第一笔钱？

　　何允辉：当时，村集体账上还欠债二十多万元。村里有377亩耕地，过去土地被养猪场污染，重金属超标非常严重。我很郁闷未来的老百姓出路在何方。

　　我想美大家总是喜欢的。那时候我就在想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何斯路村有一个吸引人的、亮眼的画面。如果把一个村庄建美，需要花很多钱。想来想去，最简单的就是把村里的田变漂亮。早年间我去过法国的普罗旺斯，全球有许多薰衣草迷都会去那儿旅游。那时候，整个华东地区都看不到薰衣草的踪影，我就觉得，中国有一大批富裕起来的人，也会有同样的需求，就开始尝试种薰衣草。

　　经历了几次失败，到2011年，何斯路村的薰衣草第一次开花，我就给它围起来卖门票了。说实话，城里人到农村来，看点儿花还要花钱买门票，是件很稀奇的事。

　　那时候，来了很多记者采访我。有位记者回去写了一篇文章，跟了个网络投票：何斯路薰衣草庄园，收20块钱门票合理吗？随着网络上的讨论，游客们涌进何斯路村，天津、北京的人都跑来了，村里开始堵车。到最火热的2014年、2015年，曾经出现过门票一天收了十多万元的“天文数字”。那时候，薰衣草园每年能给村里带来三百多万元的收入。

　　薰衣草种植成功之后，老百姓对我们村干部就开始建立信任了。这时候就趁热打铁，成立了合作社，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民宿。随着整个村庄的业态逐渐丰富，游客多起来了，村里闲置的房子、土地开始变得值钱。

　　南方周末：你第一次竞选村主任的时候，有近一半村民没有选你。你怎么让这部分人信服？

　　何允辉：村庄有收益的时候，正是高度统一村里人思想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让反对我的人都到薰衣草园区工作。那些支持我的人就问我，你参选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书记的时候我们都支持你，那些人从来没支持过你，你怎么还给他们提供工作？

　　我告诉他们，我当上了村主任、村党总支书记，就是给全村人当的。何斯路村想走得更好、走得更久，一定要把这些人团结过来才有希望。团结他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他们有挣钱的机会。

　　之后每一轮村干部选举的时候，我都会选一些反对我的人加入村“两委”班子。这样的人加入进来后，就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当他们也认为我做的事是为了大家好，时间就能让伤口慢慢愈合。

2026年7月3日，何允辉（左）在重庆市巫山县一攀岩旅游项目处调研。（南方周末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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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规模化，不一定是好事”

　　南方周末：2018年，薰衣草园因为涉及农用地问题被拆除，当时对何斯路村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何允辉：2018年遭遇政策变动，薰衣草庄园不得不被强制拆除，乡村旅游产业陷入危机。村里失去了赚钱的路子，那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刻，我是哭哭啼啼的，觉得村里的发展没有明天了。到了今天再回望，到了那个节点，本身就到了转型的时候。

　　2013年到2015年，是薰衣草庄园最巅峰的时候。2016年左右，各地陆陆续续都开始做“花海经济”。种薰衣草、开农家乐，这是很容易模仿的。一些地方甚至种了上千亩，从规模上就能打败何斯路村。那时候村里就遇到了发展瓶颈，当时我还计划和法国企业合作，推出薰衣草香薰、精油产品。说到底，“花海经济”背后重要的是要有产业链，光有花肯定是不行的。

　　政策变动一来，实际上加速了何斯路村走乡村旅游这条路的死亡。当年各地蜂拥建设的“花海”，到现在也基本全军覆没。这之后，我也有了教训。在一条道上一个劲往前冲，追求规模化，不一定是好事。

　　南方周末：既然没法再做“花海经济”，何斯路村怎么重新找到赚钱的路子？

　　何允辉：何斯路村现在主要以教育产业为主，每年教育产业链所形成的产值能到五千万元左右。开始也是出于偶然。说起来这还和我女儿有关。我女儿大学学的是艺术类，一开始通过她引进了一家艺考培训机构。那时候，何斯路村有一定知名度，村里有酒店、民宿，通汽车的路也修好了，具备基础条件。培训机构问我，能不能给点政策支持？那时候我也好面子，承诺不收他们租金。其实租金是我掏的，村集体拿不出这个钱。所以说，这些产业不是平白无故就进来了，我也下过一些苦功夫。

　　2018年，村里还引进了一家主打自然教育的幼儿园，也算歪打正着。当时这家幼儿园面临拆迁，需要找新的地方。幼儿园园长去了好几个乡镇考察，我和她经历了大概七八个月的谈判。每次来，她都让我给一些政策支持，那时候我就跟她讲，政策上的优惠很难实现，但何斯路村的优势在于，你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像我这样，一如既往为企业服务的村支书。

　　这家幼儿园2018年9月开始招生，第一批招了30个学生，每个学生每年6万元学费。到2022年，已经成为“一票难求”的幼儿园。为了方便带孩子，不少家长会租住附近农民的房子，把农民房变成了“学区房”。

　　过去村里的妇女得外出打工，现在有了学生，机构里需要做饭的、打扫卫生的，能为村庄带来就业机会。艺考培训类的机构，学生通常要在机构吃住长达半年，能持续为乡村带来消费。这之后，我们就有意识地引入这类机构。

　　南方周末：除了你提到的幼儿园、艺考机构，何斯路村还有中医养生、无人机培训、山地越野公园等业态，怎么让产业变得这么丰富？

　　何允辉：2018年那会儿，艺考培训机构非常火热，当时我还野心勃勃地想建一个“艺考小镇”。但后来又觉得不行，这还是一个依赖国家政策的行业。

　　光是教育领域，就有十五六家机构入驻过何斯路村。有做科技教育，人机对抗下围棋的；有教书法、画画的；有做国学教育的；有做体育生培训的，还有随着低空经济发展，新出现的无人机飞手培训基地。这些业态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这家倒闭了，明天另外又进来一家。不是说来了就能在何斯路村活得好好的。能留下来的，才是适合何斯路村的。也就是说，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在何斯路村，没有什么大企业，但有很多不同的小产业。现在何斯路村有七十多家小微企业，除了教育领域，还有做面包的、卖二手车的、观赏鱼养殖的、来料加工的。乡村跟城市的区别，就是乡村需要小制作。乡村的资本，一般不会形成暴利性大产业，盲目规模化就是杀死我们最锋利的那把刀。

　　3

　　村庄要梳理“家底”

　　南方周末：何斯路村发展的第一桶金来自旅游业。近些年也有不少乡村投身旅游业，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何允辉：很多人现在一听乡村振兴，就是搞乡村旅游。领导来了，就问一年来多少游客，餐馆有多少客人。实际上，拥有足够好的旅游资源的乡村是很少的。我最近调研了几个村庄，听到的都是同一种叹息：没有游客。对普通村庄而言，这或许只是发展放缓；但对那些将民宿视为支柱产业的村庄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

　　一些村干部来何斯路村参观，总觉得自己缺政策、缺资金，做不成何斯路村这样。实际上最关键一点，就是他们总是一眼就看见自己的缺点，还没有充分挖掘好自身的优势。和村干部交流，很多人都起了焦虑心，恨不得一夜之间要成名，要让别人服气。哪有几个村有那么幸运？何斯路村从尝试种薰衣草到现在，走了18年。慢慢走，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南方周末：那你出去讲课，对于那些没有那么多旅游资源的乡村来说，何斯路村的发展能够给它们什么可复制的经验？

　　何允辉：现在一些看起来先进的村庄其实是财政用重金打造的，我给这类村庄起了一个名字，叫“打玻尿酸的乡村”。明面上很光鲜，其实保洁扫地的钱、垃圾清运的钱都要财政掏。这类村庄究竟算不算强，我的理解是不算强，只是故事讲得好而已。

　　我出去授课，从来不讲我为村庄花了多少钱。我讲课的价值是用商人的眼光，用市场化的方式，用最小的成本去实现目标。不要只看到自己的缺点，要看到自己手里有什么资源。

　　2026年7月初，我在重庆万州调研，当地一位村支书问我，他们村里所有的土地已经承包给16家农场。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做集体经济？我告诉他，首先要服务好这16家企业，比如一家企业停电了，要帮助早点把电闸拉上去。另外公共设施要建设好，比如村里的停车场、公路，再提出来企业使用公共空间要给村庄提留一部分收益。那天正好有企业的代表在场，他们当场就表示，如果村里能为企业干这些事情，企业也拿出一部分收益给村集体。那这就是他们发展的一个切入口。

　　南方周末：具体来讲，对一个乡村来说，怎么看到自己手里的资源？

　　何允辉：村庄要发展，不要只看村庄有多少亩地，多少片山林，多少水域。人力资源是乡村发展的第一大要素。所以，村庄需要去梳理自己的“家底”。村里有多少人是在体制内工作，有多少人在做企业，有多少孩子在“双一流”高校读书……这些都是村庄的“家底”。把“家底”用起来，村庄总有发展的，我们一定要明白，如果指望原住民为乡村带来天大的改变，这是不太可能的。

　　除了让更多新鲜血液走进乡村，也要让更多村庄的产品跟外面建立联系。

　　安徽凤阳县一位村支书曾经问我，怎么管理村里的资源？按照农村管理资源常规的方法，比如村里公房要出租，一般就在村委会贴张红纸，或者在村民微信群发一份通知。我告诉他，村庄的公共资源发包，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才能体现更高的价值。他们村里有一片水域，原来一年的承包费是3000块钱。后来这位村支书把这块水域放到市里的招标平台招标，租金变成了一年十多万元，一签就是十年。

　　市场讲供需关系，不讲人情。村干部如果总是希望用人情关系去发展是不行的。乡村的好多东西都是躲在深山无人知，我们一定要找到眼界更开阔的人，让资源利益最大化。这也是一个“引智”的过程，这样的人到村里经营，这个人的能力、眼界都比村庄的原住民开阔得多。这样的人多了，互相交流之下，信息就流通起来了。

　　南方周末：现在不时就能看到年轻人从城里回到农村的新闻。你建议年轻人回村吗？

　　何允辉：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考虑，年轻人回村的确利大于弊。但从个人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让年轻人回农村，对年轻人而言，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需要重建自己的支持网络、重新学习乡村社会生活的技能和礼仪，也需要克服基础设施不完备造成的生活障碍。许多乡村目前还不具备很好的条件，除非政府或者外力给予足够的支持，否则年轻人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然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对乡村振兴也没有多大效果。

　　还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注意的。现在很多人把年轻人个体的作用和年轻人群体的作用混淆了。单个的年轻人在乡村中很难发挥作用。一方面，年轻人与长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代沟，这种代沟是很难弥合的，想要说服其他人一起做事业很难成功。另一方面，单个个体很难产生集聚效应。年轻人回村，不是若干个年轻人就能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而是需要一拨年轻人组团回来，才能改变乡村的面貌。

　　乡村需要为年轻人提供基本的生活设施、提供就业的岗位或者创业的平台，否则让年轻人回村就是一句空话。

　　2026年7月3日，何允辉给重庆市巫山县2026年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进行任职培训。（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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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治理，从爱护面子开始”

　　南方周末：村里现在不少外来人口入住，有地方发生过租客退房后房东“提灯定损”的事。怎么让外地人和本地村民更好地相处？

　　何允辉：按理讲，新村民进村，村民应该很感激才对。可有些村民不这么想，总以为新村民赚了许多钱，总觉得“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你们都在我的一亩三分地创业，我才是资本的主。

　　这些年村里也发生过让我这个村支书无地自容的事。比如，一个开民宿的新村民投资的项目效益还不错，她的房东居然酒后光着身子站在楼梯口吓唬她，要把房子赖回去。还有个承包我们村酒店的，为了2022年世界杯引流开了个酒吧，还没开业就被村民举报扰民。每一家企业进来都是历经千辛万苦，村民每一次举报都让我血压飙升。

　　我们这些年有一些对策，比如房屋出租的时候，村委会作为第三方参加，监督村民不耍赖皮。所以，“提灯定损”的事没有在何斯路村发生。

　　当然，村民素质也在提升。很多人的改变，不是说因为村干部怎么要求的改变，而是看在钱的分儿上发生的改变。他们开始知道，如果和新村民处好关系，未来会有更高的经济收入，比方新村民有家庭聚会，去做顿饭就能挣到几百块。我自己的理解，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南方周末：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也需要智慧。你曾经提到，和村民打交道，靠讲理有时候是不行的，对于在村里不好沟通的村民，你有什么应对方法？

　　何允辉：要给村民多一些面子。我们村里有个村民吵起架来嗓门特别大，村里人都怕她，我前面几任村干部也都很害怕她。我就想了个办法，让她为我所用。村里买了套音响，我找到她，说想找个信任的人来管理音响。我说你嗓门大，又爱好跳广场舞，之后就任命你为村庄音响管理员，负责管理音响存放的钥匙。我们两个人都算个“官”，以后你当了“官”，嗓门是不是可以稍微轻一点了？

　　她就和我说，其实也不喜欢骂人，主要是有时候人家惹了她，就忍不了。我说，你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老要讲公正的话，这毛病你也要改一改。一顿“马屁”拍过，她就欣然接受，当上了音响管理员。后面几年，她和村民吵架确实少多了。每一个人适合放到哪个位置，需要我们深度思考。

　　南方周末：你在各地讲课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除了关注如何让乡村经济发展起来，还有什么比较关心的话题？

　　何允辉：去年和今年各地的村委会陆续开始换届。新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上任，除了产业发展，他们还会对怎么和村民打好交道，做好基层治理感兴趣。

　　2008年我在何斯路村探索创办“功德银行”，进行积分治理。初衷也很简单，那时候回村，人情变淡、邻里生疏，偷鸡摸狗的现象也会发生，村民不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基层治理很难推开。于是我就把好人好事、公益劳动、敬老帮扶、环境整治、村务参与等行为量化，变成可记录的积分，存入功德银行。村民的积分一季度一结算，一季度一公布，在单位时间内得分最高的人，会作为贷款、宅基地的分配依据。

　　这种方法能发挥作用，一是因为村庄是熟人社会，彼此都很在意他人的评价。二是因为功德银行的分数是村内老人记载，以村委的名义公布，更有可信度。

　　前面说的村民和外来人员相处上，也有功德银行的约束。违背村里的规定就要扣分。有了这套引导机制，村干部进行管理也更加容易。

　　基层治理，我们一定要从爱护面子开始，慢慢转移到规则游戏上去。回村18年，我个人觉得给村民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是让何斯路村的村民养成了规则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