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微博提到了高铁打电话问题，其实是普遍性问题的一个症状而已。前几天跟圆脸连线，聊到文明礼貌问题，我说这已经是当前中国国际形象和国内社会和谐的主要风险之一了。
最近的一些例子：
一个是交通行为。前不久还刷到外国博主发中国道路上拉链式通行的视频，一堆老外在夸，夸得我都惭愧。我印象中主要也就大城市的部分路段能做到吧，上海下了高架路都没这么规矩。但是这两年我跑的一些不发达国家，文明驾驶都普遍比中国强。比如缅甸，观察了几天，几乎所有车汇入主路都会停车观察礼让。印尼，虽然汽车摩托混行很乱，但是变道转弯多数会打灯或打手势。泰国，公交车破的像二战，但红灯时成群的摩托车、三轮车却齐刷刷停在斑马线前。
我上周上班，到学校5公里的路程，七八个路口冲出来的右转车无一例减速让行，如果我不减速或向左并线，肯定会撞上。
前两天骑电驴上班，被一不打灯突然右转的车逼到急刹车，差一点就撞上，司机丝毫没有表示，车窗都没开直接开走，我也只能在心里说声国骂。
可以说国人的驾驶习惯放在全球都算最差的。
中国的驾校偏重交通法规和驾驶技术，对安全意识和文明习惯不够重视。我在美国考驾照时已经是老司机，挂了两次都是因为安全驾驶习惯，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执法也一般只管违法行为，一般的危险驾驶和不文明驾驶通常是不管的。
二是日常行为规范，像随地吐痰，违反交通规则，排队加塞、电梯地铁抢上抢下，密闭空间大声喧哗，相信大家都没少见。
不要说美国欧洲也不咋地，干吗要比烂？俄罗斯东欧发展水平差多了，但普通人的行为体面、规矩也胜于咱们。有天我在莫斯科一地铁站门口观察了十几分钟，多数人都会礼让，或给后边的人扶着门。而就在前几天，就在学校食堂，我带着10岁的孩子先走到门口，伸手去开门玻璃门时，外边进来的一群老师直接推进来，冲锋似的直接把我和孩子逼退好几步。还有个常见问题：坐电梯到楼层电梯开门时，经常会有人迫不及待地把手指放在关门键上，不仅不礼貌，而且很危险，我确实被夹过一次。甚至有时人家直接就按亮了，这种情况我只能停下来，按下开门键再出去。我知道说了这些也不一定能改变什么，就是希望一些以前没意识到的人，看到后意识到这样是不好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感觉首先是中国发展太快了，萝卜快了不洗泥，人们也习惯了效率优先，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总是有赶时间的感觉。现在要反内卷，高质量发展，中国人心里要先从容下来。
其次是社会文化。亚非拉很多地方看起来素质高，我深入调研后发现，其实跟殖民地经历有很大关系。人们习惯了规训，习惯了严格的行为规范。殖民统治加剧了等级观念和奴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奴性有时和礼貌、服务意识看起来差不多。比如在泰国，酒店走廊里遇到服务员，他们那种过度礼貌和谦卑让我生出一种怜悯。在印度见到的服务人员多是偏低种姓或东北邦那些弱弱的东亚人种，姿态很低。但这客观上会让社会更有规矩。
欧美一些地方看似现代，其实也有比较深的封建等级遗留。十几年前，我在传统的白人清洁工、司机、餐厅服务员、披萨小哥等服务人员身上，还能感受到对精英阶级的那种“怯”（当然现在白左和移民文化下不一样了）。在俄罗斯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人身上就没有这种感觉，西方混多了，去俄罗斯东欧会感觉服务人员多少有点“楞”。
中国就更特殊了，新中国让人人心里都把自己当主人，搞市场经济改革又顾不上讲究五讲四美了，所以谁也不服谁，走到极端的，见了执法人员都想先耍个横。出了国也会习惯性地混不吝，闹出不少名场面。现在是时候重新强调社会主义道德观了。人民群众是主人翁，谁也不用服别人，但要认识到，别人也是主人，也要尊重。中国这种社会，尤其不能惯出那种世界围着谁转的毛病。
第三就是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存在的一些西方化、法治化倾向。现在法学学科的一些基本精神就是跟中国传统、中国现实格格不入的，导致立法、司法、执法中都存在一些不接地气，逻辑不自洽，重程序、权利，轻公德、教育的问题。群众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也出现自私自利心态、权利意识泛滥、排斥教育引导等问题，像扶贫干部教育贫困地区群众养成卫生习惯这种事都会被媒体网暴。所以像随地吐痰、排队加塞、不“礼让三先”，不“五讲四美”等行为，过去可以处罚，现在反而执法难度太大，成本太高。好在去年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生效，情况会好一些。但是光靠法律肯定不够，要在根子上重视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和精神文明建设。
总之，中国发展到今天，到了重视这些问题的阶段。西部和农村还有很大的建设空间，但是在发达地区的城市，硬件建设已经到了边际。一线城市投入再大资源，也很难根本改变城市面貌，反而是在精神面貌、文明礼貌、行为规范上投入一些精力资源，效果会很明显。相反，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随着Becoming Chinese、Chinamaxxing等现象发展，一定会冒出来，或是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制造出大量舆情事件，损害中国国际形象。
晚饭后啤酒喝的晕乎乎，吐个槽，聊解胸中块垒[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