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以几近写实手法描绘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约961—970）中书侍郎韩熙载家宴场景。且不论此画传说的特殊创作背景，单就画论画，其所生动再现的宴饮场景，如乐器、人物坐姿等，与传统绘画所要求的旨趣大相径庭。换言之，宴饮题材在讲究花鸟山水情趣的传统绘画中本不多见，而此幅宴饮图似从隋唐盛世那里继承了一股胡风。这完全符合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主导历史舞台的时代特征，也完全符合主人公韩熙载北方望族的出身特点。
宴饮是古代西亚、中亚常见的主要绘画题材，也常见于北朝时期（439—581）的墓葬壁画。众所周知，隋唐之前的北朝统治者多来自北方少数民族。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这些统治者深受萨珊波斯的文化浸染，以致生活方式也明显带有西方特色，此风深入后世，进而隋唐“大有胡气”。
《韩熙载夜宴图》之“夜”历来有所争议，有人主张韩府宴饮并非发生在夜晚，而是白天之事。那么，后世为何又称其为“夜宴”呢？是意在借此暗讽政治之黑暗？其实，答案不至于此。我想绕个远道，对以宴饮为题材的北朝墓葬壁画先作一二探究。或许，从那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韩府夜宴的前世气氛。
1981年冬，宁夏固原东郊的一座北魏古墓中的一幅漆棺画引起有关专家极大的关注，位于漆棺前挡中的这面绘画是一幅有趣的宴饮图。墓葬报告对此描述道：“漆棺前挡的画面是墓主人生前生活图”，“屋内长方形榻上屈膝斜坐一中年男子，其背后为一网状物。头戴高冠，身穿窄袖圆领长袍，窄口裤，腰束带，足蹬尖头乌靴，是鲜卑民族的装饰。右手执耳杯小指翘起，左手握塵尾。手执塵尾的画面常见于同期绘画中，但身穿鲜卑服装而持塵尾者则少见，墓主人显示出一种高雅的贵族身份。侍者的形象较小，左边仆从头戴黑高冠，巾角披于肩上，上身着交领宽袖大衣，下身穿宽腿裤，足蹬乌靴，一手执耳杯，一手下垂，站立于旁。另一似女性，一长颈壶状器置于身旁。右边两侍，一大一小，头部均残，也交手而立，不同的是束腰带、束腿”。“画中出现的长颈瓶，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
宁夏固原漆棺前挡墓主人宴饮图
墓葬报告特别指出，“墓主人呈这种姿态，在国内同期绘画中少见，是十分耐人寻味的”。然而，此幅漆棺画中墓主人的坐姿却与《韩熙载夜宴》中红衣男子被视线遮挡的坐姿惊人相似。他们的坐姿为脚掌相对而坐，这是一种从中亚传入的流行坐姿。
20世纪中叶，考古学家在今塔吉克斯坦品治肯特城发现的壁画中，也发现一幅粟特贵族宴饮图，其中几位粟特贵族的坐姿与固原漆画中的完全相同。该遗址的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公元7—8世纪。可见，这种坐姿在中亚地区流行了很长时间。明朝著名文人唐伯虎在临摹《韩熙载夜宴》时，似乎有意凸显了画中人的这一不雅坐姿，同时依然保留被视线遮挡的艺术手法。
唐伯虎版《夜宴图》（局部）
固原古墓的这幅起居图还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巴拉雷克(Balayktepe)遗址中的壁画——嚈哒贵族（白匈奴）饮宴图十分相似，反映出当时鲜卑贵族与嚈哒人之间的关系。详细追究起来这类宴饮图，大约都与波斯王朝有关。
在波斯萨珊王朝（224—651）石刻、绘画以及数量众多的金银器中，有两种题材曾经得到过特别的表现，一种是狩猎，另一种则是宴饮。狩猎活动表现的是萨珊帝王、贵族，勇敢顽强，无所畏惧以及好战成性的内在心理品格，而宴饮则旨在突出他们豪华奢侈的生活。在这种活动中，他们竞相夸耀自己的富有。
波斯人过分地追求豪华的宴饮生活，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向往的是空中花园般的乐园，认为那才是拜火教徒们所希望达到的境地。而在整个追求快乐的过程中，酒所起到作用，是其他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正如大家所十分熟悉的那样，葡萄是一种原产于波斯地区的植物，张骞凿空西域，才将这种东西带到中原。
波斯人非常喜爱喝酒，国王在进餐时都选用最精美的葡萄酒佐餐。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这样写道：“他们都是在饮酒正酣的时候才谈论最重大的事件的……但他们在清醒的时候谈到事情，却总是在酒酣时才重新加以考虑的。”
很显然，这样反复利用酒，是因为他们觉得酒是波斯人保持其办事公正合理的唯一保证。波斯王朝的贵族酒宴上用的完全是葡萄酒。大英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公元前7世纪时，亚述帝国国王及王妃在葡萄园中举行酒宴时的浮雕。国王执杯卧于高榻之上，王妃举杯坐高椅。其两侧均有侍者侍立，有的捧果盘，有的拿乐器，两端的葡萄架绕顶而过。
莫斯科历史博物馆藏宴饮图银盘线描素写画
萨珊王朝时期，这种以饮葡萄酒为主要内容的宴饮活动更为普遍。大量的萨珊，金银酒器具的出现，就是最好的例证。莫斯科历史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宴饮图的银盘，图中的贵族坐在一个方榻上，周围没有依托物，右手拿一酒杯，左右各有两名相对的舞女和侍从，榻下有两童子，再下为一个舞狮场面。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头上有一株葡萄树绕过。萨珊王朝的宴饮风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容的豪华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成为后世诗人所歌咏的对象，对后来的波斯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也是萨珊王朝时期的帝王宴饮图银盘，头戴雉堞状王冠的萨珊王坐在一个有靠背的椅子上，左手端一碗，右手执一高足酒杯在饮酒，右侧有两个乐伎在演奏，一个吹长管乐，另一个弹的是弦乐，左侧有一位侍从交手侍立，上下还各有一人侍立。
另外一件银盘的年代可能晚至公元9世纪初，同样收藏于艾米尔塔什博物馆，其上也有类似内容的宴饮图。一蓄须的贵族盘腿坐在一方形花地毯上，左手拿一三角状物，右手两指执一个舟形杯。上面有二侍从站立各举一物。下面有二乐伎演奏，左侧一个在吹奏类似长笛的乐器，右侧一位在弹琵琶。前面是两只背向对立的蹲着的雄狮。其说明宴饮内容在中亚、西亚一带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里的侍者形象与萨珊银器上的一样，一般都较小，和漆棺前挡中的侍者形象一致。据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前440年—前355年）说，波斯人有个规矩：“不能把大酒杯带到酒宴上来，显然他们觉得有节制地不过度饮酒可使身心少受损害。”
但是，他们纵酒过度，即使不使用大酒杯也照样可以喝得烂醉。处于“游军而治”、“随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厭哒人，是没有这种传统习惯的，所以嚈哒人的宴饮图（即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巴拉雷克遗址壁画）中一般使用的是大杯，很可能是一种有底座的金属碗，这当然与波斯传统无关。
而宁夏固原漆棺前挡中的人物却使用的是一种小耳杯，显然他所模仿的物件应当是波斯萨珊王朝的贵族形象。在该墓中出土一件饰有一周联珠纹样的银杯，这件银杯是诸多萨珊器中常见的舟形杯，墓主人和身边的侍者拿的就是这类杯。
波斯王朝的宫中，捧酒杯是一项很重要的职务，常立于主人身边。漆画主人右侧执酒杯的侍者，明显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但服饰异于其他侍者，而且形象也高于其他侍者。侍者身边有一个长颈、圆鼓腹的瓶，瓶的下部已经残缺不全，但从其置放位置看，下部距地仍有一段距离，或许有一个较高的台座。总之，这是一件带有西方风格的胡瓶。这类胡瓶多具有萨珊王朝风格，一件发现的这种胡瓶大多为金属制品，一般是银瓶，用于宴饮时盛装葡萄酒。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传河南安阳出土北齐画像石屏右侧宴饮图（局部）
这样的宴饮风尚，对于整个北朝时期的上层贵族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美国波斯顿艺术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几件传出土于河南安阳地区的画像石屏，这几件画像石屏，被认为同出于一座墓葬，属公元6世纪北齐时期。石呈长方形，右面边框是由双行联珠纹，中间加饰忍冬纹。从右向左是一种带有遮沿的围墙，墙外站着许多卫士，有的行进，有的骑铠马，还有一顶华盖。墙内为一组侍从站立，在上方有一正面长亭。亭由六根长柱支撑着，里面中央屈膝盘腿坐着一位贵族模样的人。头戴高冠，侧向左面，好像是席地而坐。他右手举着一高足酒杯正在饮酒，前后都有侍从恭立或跪着侍候。其神情与前述几幅宴饮图非常相似。中间为一组主人出行图。主人在一些执旗士兵的簇拥下，骑马行进，有一侍从执撑一华盖在主人头顶。
左边也是一幅宴饮图。下部是带围墙的门亭，大门似闭，门两侧对称站立门卫，台阶下左右也各立有两名侍从。院内则正举行饮宴活动，有一组乐队正在主人宴前演奏，有弹筝的，有弹琵琶的，还有奏竖琴的。上面的一群人正在举杯欢饮，为首的一位坐在中间，形象也较其他人大些。其姿势也是侧坐，面朝左侧，左腿屈膝盘坐，右脚踏地。大约是坐得时间较长，右腿有点不适，或为一种固定的坐姿也未可知。主人身穿一饰有联珠纹样的翻领大衣，右手高举一角形杯。
同上左侧宴饮图（局部）
角形杯是典型的波斯制品，从亚述王朝至安息、萨珊王朝都曾流行使用这种角形杯。它们一般是由兽头构成下部分，而上半部分敞开着，饰有各种图案，基本上是利用了角的弯曲形状。主人举的似一种角形牛头杯。其他人似乎都围绕着主人跪坐，手里拿的是一种较小的舟形杯或小碗，可以看出角形杯在当时是一种名贵的酒具，只有具有相当高身份的人才可以享用。他们都席地而坐，地上似乎铺有一块地毯。
引入注意的是，和前几幅宴饮图一样，他们是在葡萄园内饮酒，头顶上有许多葡萄架，并且硕果累累。其他人物衣服边沿都饰有一周联珠纹。这几幅北齐时期的石刻宴饮图，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模仿了萨珊贵族的宴饮场面。有人说，这几幅石刻反映的是北齐粟特人活动的内容，实际上，这种以宴饮为内容的享乐主义文化生活，甚至在距北魏百年之后的隋朝仍然余音绕梁。
1976年2月，在山东嘉祥发现隋开皇四年（584年）埋葬的驾部侍郎徐敏行墓。该墓壁画中最重要的是一幅所谓徐侍郎夫妇宴享行乐图，实际上也是一幅墓主人宴饮图。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宴前人物不是在踢球，而是在跳一种西域舞蹈。飞起的圆形物并不是球，它与舞者之间有一条细绳连接，应该是舞者佩于腰间的一个囊袋。奏乐者形象由于发表的壁画照片只是局部，而且不清晰，因此无法进一步判断，除横笛之外是否尚有其他西域乐器。男女主人所执透明酒杯，无疑就是玻璃杯了。与此杯形状相似的银质酒杯，在中国多有发现，如山西大同南郊遗址出土的酒杯，据研究是萨珊朝制品。这件高足玻璃酒杯明显也是舶来品，很可能是萨珊玻璃。
经以上分析可知，很难说徐敏行宴饮图中所表现的内容是地道的中原风尚，但可以较为肯定地说它是受到中亚风格影响的结果。（完）
嘉祥出土隋徐侍郎夫妇墓壁画宴饮图